上海四马路现在叫什么？
“南京西路”这个名字其实存在了200多年，直到1956年才改名为“南京西路”并沿用至今。 说起这条路的改名来头可不小，与国民党的“党国要员”陈果夫、宋美龄有脱不开的关系。 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国民党政府西迁，驻节重庆，很多政府机关都迁到了重庆。为了表示“坚持抗战到底”的决心，国民党决定把作为陪都的重庆打造成媲美京都的“宏伟壮丽”的城市。自1938年起在市区大量建造政府办公大楼，并辅之以豪华宾馆和高级公寓。
位于上清寺的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”就是当时修建的众多建筑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例。这栋采用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建造的建筑，内部装修极其奢华，连楼梯扶手都用白银制成。 这栋楼除了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厅之外，还是国民参政会的会议中心。后来还在这里成立了国民党内一个重要的机构——监察院。 在重庆期间，国民党政府几乎把能花的钱都花了，用来建设新的政府和议会大厦以及配套工程。当然，这些工程的贷款也要由国民政府向英国银行借贷来解决。
不过，等这些建筑工程全部完工后，国民党政府非但没有变得“雄伟壮丽”，反而因为债务问题更加穷酸了。 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将行政院设在重庆，所以这里就天然成了所谓的“中央所在地”。当194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访问延安时，毛泽东给他提供的中共驻地地图上就把西安、洛阳和汉中标为“中央所在地”，而把位于中国西部重镇的成都标记为“四川省政府所在地”；同样，日本记者也记述到：中共领袖住在“西安西南约五十公里的一座偏僻小城”里……在战时的特殊状态下，以京都为代表的旧都概念确实已经模糊。当1946年时，政治协商会议在上海举行时，国民政府特地将会议场所定在了刚刚建成不久的中正堂（后来的中山堂）。
当然，新都的建设还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作支撑。为此，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个“文化工作委员会”，具体负责对新都文化和建筑的策划工作，并委托著名建筑师梁思成选定新都城的规划方案。 在这种背景下，南京西路被改名为“首都首都路”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6年1月，国民政府由北平和重庆复员南京。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利用原“京畿重镇”的名义在舆论上先声夺人，国民政府特意把首都命名为“南京”，并且沿用至今。